• 移民知识网提醒您:生命不止 学习不休!

日本教育理念_日本教育_移民知识网

日本教育理念_日本教育_移民知识网:

日本教育相关图片


日本教育 图片

日本的 教育 方式和 中国 式 教育 有什么区别

日本教育的内容与中国的不同

随着全球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在教育上应该与国际接轨才对。今年也是青岛走出来的我中学同学郝平担任了教育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交流,我相信这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会很好的胜任这项工作。
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作为国民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比如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相当明显。
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不同,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直接地说,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的。
 那么,中日教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很简单。中国的教育更具功利主义性质,而日本的教育则更强调人的素质提高。
 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长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他在书中写到,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西方国家的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类似的观感,其他明治时代来日的外国人也曾有过。事实上,在此前的1872年,日本就开始实施了义务教育制。
 同时期的中国是何种状况呢?康有为估计,清末的童生大约为300万人,加上比此要少的秀才以上士人,则中国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阶层在四亿以上的总人口中,仍只能占据极少数。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而日本即使贩夫走卒,也能够识字读书。以此来看,以国民当时的普遍文化水准比较,中国整体上不如日本。
 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后发优势”,这个“后发”相对中国而言,即日本文化发展水平不如中国,所以能更加轻易摆脱过去的负担。但日本国民总体教育水准的高于中国,无疑是针对上述说法的一个极好质疑。日本的文化水准优势,还体现在“兰学”的盛行。以西方科技文化为内容的兰学,在江户时代也一直蓬勃发展。兰学学者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收入也较高。
 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采西学议》。冯桂芬称“习于夷者曰通事”,“皆市井佻达游间,不齿乡里……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依田专家指出,中国的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这也正是魏源的《海国图制》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反驳所谓日本“后发”的又一个论据,《海国图制》在具有兰学基础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读者,而在中国,魏源只能慨叹自己过于超前。)为何会有如此差距?依田熹家认为,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而日本没有。
 科举制的内涵是什么?在于“学而优则仕”,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这种功利目的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存在的重大问题。
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心情,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己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前者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败。
 北京大学的祝总斌教授在《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一文中,称道八股取士因降低了学问门槛(只要掌握《四书》为主的八股文写作),对于士人的数目从宋元的数十万人提高到明清的几百万人功不可没,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展”。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荒谬观点。
前面已经提到了日本明治时代普及义务教育和中国八股取士的不同,八股取士人数纵然增长,仍然是一种精英意味十足的少数人教育,远远不如普及性地提升民众整体文化水准。而士人人数的增长,和今天的大学扩招属于同等性质,仅有人数的增长,质量却出现下降。八股降低了门槛,但也培养出了众多范进式的“知识分子”。与日本相比,八股取士并没有带来一大批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福泽喻吉这样的人物。
 祝文中写到清代侍郎彭玉麟的故事。彭家务农,但全家辛苦劳动,甚至雇人来代替他耕地,勉强供他读书,只为了要他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祝文以为此例子说明了八股文“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但忽略了彭读书的前提是整个宗族、包括“伯叔父及诸昆弟”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权利。这种期望一个人应试及第来光宗耀祖,改变命运的做法,是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的最好体现。
 科举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平民到仕宦阶层的飞跃,不管出身如何贫寒,只要考试过关,就可以博得“功名”。因此,科举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有助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权稳定。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专门论述。但仍有必要指出,祝文所说的八股取士带来“文明程度提高”和“历史进步”论点荒唐。明清是中国传统文明发展的下坡路阶段,八股取士是政府为了缓解社会内部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重要手段,扩大人数的原因也在于此。
正如今日之大学扩招,其目的并非在于兴办教育,只是为了拉动GDP增长。但是,科举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将教育彻底功利化,使之更像是一种以回报率高低评价得失的投资。在旧话本小说中,表达类似观念的“格言”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 日本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一直采用着世袭和血统制,社会阶层分隔明显,也没有科举这样的制度能够将其打破。然而,在江户时代,幕府为缓解社会矛盾,鼓励并支持社会各界钻研学问的风尚,对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农民也好,商人也好,下级武士也好,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喜爱的知识,但即使掌握了知识,其身份也不可能改变。知识的唯一好处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日本人教育理念的核心。
 从表面上看来,超越阶层隔阂的科举制似乎比日本的血统世袭制更加文明、科学,但判断一项历史制度的利弊,必须要把它和当时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分析。科举制度在唐宋和在明清的意义截然不同。
八股取士确实具有合理性,却是维持一个文明苟延残喘的合理性,从文明需要新生的角度讲就成了不合理。日本的血统和世袭制不合理,激起下层社会的反弹变为变革的动力,就成了合理。
 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国过于强烈的功利色彩,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比如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其真正内涵应该只是强调教育的普及性,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别,并没有从中选拔的意思。
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虽然看起来是“无类”,贫民也有中举当官的机会,可这个“出人头地”的结果正好是对“无类”的破坏。至于今天的中国教育,则连表面上的有教无类也难以做到了。
 前面提及的日本的阶层分隔,使得社会各阶层学习知识也都以本阶层实用、常用的优先。农民自然关注农学,商人则琢磨促进商品的销量,工匠揣摩技术改良……中国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作品都曾在日本备受重视。这个优良传统至今在日本仍然得到了保持,特别是那些人数庞大的毕业于专业学校、甚至依靠自学的熟练技工,成为日本国力两次腾飞的最核心动力。
而中国方面,科举的功利性质使得民众产生狭隘的心态,只把应试的知识当做学问,别的则不受重视,甚至把“没用”的学术就不当作学术。特别是八股取士,更是将士人的精力限制于有限的典籍之中,虽皓首穷经却脱离实际。今天,中国应试教育尤其发展到了畸形的地步,其“重点学校”制度赤裸裸体现出“为了中举的选拔”(依田熹家语)的明确目的,由此产生了“对不优秀者没必要进行充分教育”的错误后果。
在学习的目的上,依田熹家听到很多日本农民说,教育“对于提高常识是必要的”,这点和中国人“从单纯的日常需要出发”大不相同。在没有功利目的的前提下,教育更多的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状况最能够说明问题。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升级、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有些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虽然也有一些资格考试,但仅限于有必要的相关人士。最值得深思的例子,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NOVA和中国的“同行”新东方。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前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拿到出国通行证和全额奖学金,后者的宣传材料上却写着,最高目标仅仅是“不用字幕看懂外国电影”。
然而,一个上市公司外语教育产业年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竟达1500亿日元。这个数字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对素质教育的持久热情。目前,日本正在进行的是推进“终身教育”。在老龄化的趋势下,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退休老人的学习热情,当然没有什么选拔和目的,但这种素质教育的完善,足以令中国人汗颜。
 一种功利当先的教育理念,一种素养至上的教育理念,其分歧表现林林总总,每一种都恰好是中国的弱点和日本的长处。中国人有必要向日本学习,首先应学习的就是教育。

日本教育和中国有哪些不同

1、日本小学和初中教育强调的是素质教育。上课的时间从上午8:30到下午2:30。日本的小学从一年纪到六年纪,都是以素质教育为主,如在大火、地震中如何有效地逃生,以及学习日常生活的一般技能。
钢琴、绘画、舞蹈等课程日本都是在学校学习,家长不需要请家庭老师。德育课程的内容类似于中国现在提倡的“八荣八耻”,教师从最细微处着手,要求学生保护环境,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老师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式,也讲德育的经典故事,有时候小朋友是在做游戏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提高思想道德水准。

2、学生中午必须在学校享受政府提供高质量营养中餐,下午2:30下课,回家的路上一般是半个小时。到家后,家庭作业语文和数学各一张纸,大概40分钟的时间可以完成,其余的时间是由学生自我支配,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玩个痛快!

3、日本学生从三岁开始要求进入幼儿园,在幼儿园的生活、学习是要交费的。但是缴费的多少?实行的是弹性收费标准,也就是说学费是由父母收入多少决定,父母收入高交费就高;收入少交费就少,如果父母没有工作,享受的是低保待遇,幼儿园的教育费用是由国家支付的。

4、日本从小学到高中阶段实行的是义务教育。所有的学生地位一律平等,没有贵贱之分。

首先,日本所有的学生统一穿政府发放的校服。更奇特是在每件校服的左胸刺绣上学生的名字,如“三田、左左木、小栗慧子”等。衣服上绣上名字的好处是对学生有较强的约束力,如学生在校,或者在社会上违反校规,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在我国我听过一个笑话:在职业高中,几个学生违反校规,校长去管,学生粗鲁地用土话辱骂校长后,转身就跑,但校长始终查不出这些学生是几年级,是哪个班的。

其次,日本从小学到高中穿戴打扮一致,男生全部是板栗头(也就是小平头),看上去格外的精神,女生一律短发,给人朝气蓬勃的感觉。任何人不能穿奇装异服。从小学到初中,中午由国家提供午餐料理,食物有:半个鸡蛋、一块肉饼、两块海鱼、一碟生菜(日本的许多蔬菜都是生吃,就连包菜也是生吃,但我实在是吃不惯)、一碟酱,半碗酱汤,一碗米饭(日本的大米比泰国的还要好吃,颗粒饱满、松软可口,一嚼满口生津,绝对是绿色产品)一块MHA补脑深海鱼油。

最后,从小学到高中,日本的学生上学、放学都是徒步,或者乘公交车,从来没有看过家长用车接送孩子,在各个学校的门口,看不见家长的身影。

日本的教育方式和中国式教育有什么区别呢?

可以详细点吗,最好有对比

日本战后如何重视教育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
摘要:战后日本教育改革参照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恢复时期着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经济高速增长和低速增长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进行改革,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向国际化发展,强调教育的国际化。
教育能否促进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教育的普及与发达程度,而且取决于教育与经济的结合程度。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日本政府为实现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的目标,依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教育体制、结构、内容等进行了及时的调整改革,保证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实现。
一、经济恢复时期 —— 着重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经济濒临崩溃,在战争中日本有255万人丧失了生命,国民财富遭受严重损失。物质奇缺,物价飞涨,失业剧增,日本经济进入战后恢复时期。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是:首先,不断增长的失业大军是经济恢复、社会稳定的一大压力。当时日本的劳动力人口约有3000万,而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口就有600万,占20%以上;其次,长期战争经济把日本逐步推向“战时体制”,即军需生产部门恶性膨胀,民需生产日益缩小,民用机械设备闲置、废弃,致使民用物品奇缺。为此,发展民用工业已成当务之急,所以需要一批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民用工业劳动力成为当时日本面临的重大问题。
面对经济恢复时期急待解决的问题,日本政府否定了战前的“强兵路线”,致力于“富国富民”。当政者认识到“国家的真正财富是由全体国民的教育程度决定的”。日本教育家也指出“要使日本复兴,除教育以外别无它途,我们由于战争而使国家荒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子孙后代,可是至少希望他们受到卓越的教育”。为此,确定战后初期教育发展的重心是进一步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水平。
1947年《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的制定,标志日本历史上第二次教育改革的开始(第一次教育改革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1872年)。这两部法阐明了新的教育的基本思想是“必须要在尊重个人尊严,培养出渴望真理与和平的人民的同时,彻底普及以创造普遍的并又丰富个性的文化为目的的教育”新的学校教育法规定,在原来义务教育的六年制小学上面建立学制为三年的初级中学。这九年的教育是义务的。这意味着保证整个国民的普遍教育水准最低达到九年。战后初期的日本战败的凄凉和阴影笼罩全国,但学校校园里却依然是“晴朗的天空”。当时,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却将义务教育延长至九年,可见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与此同时,为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政府这一时期开始探索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对高中和大学的教学体制和教学内容也进行了改革。例如:从1948年开始实行新的高级中学制度,新制高中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课程设置和授课形式也灵活多样;从1949年起,开始全面实行新制大学制度,新制大学采取重新组合的方式,将278所国立大学、高等学校及专科学校合并成69所新制国立大学,使大学体系单一化。
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
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期,是战后日本经济的转折期,即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这期间日本经济年增长率为9. 8,远远高于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高速的增长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于1967年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于1968年超过了西德,占据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二把交椅。
经济增长时期,日本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和推广新技术,发展重化工业和新兴工业,对老工业进行技术改造,实现工业结构和企业经营的现代化。其中心内容是引进和推广新技术。
经济增长时期的主要任务,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时期,日本政府的做法是:把教育计划纳入经济计划,通过预测经济增长时期内所需人才的数量和规格,为教育提出发展方向和明确任务,继而进行教育改革。例如,对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起过重要指导性作用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一1970) , 就是实施这种做法的典范。该计划认为:“考虑到科学技术的急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特别是预测今后的劳动力的演变,必须把教育、训练、研究等人的能力开发问题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提出。”基于此,经济审议会对目标年度(1970),各产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化作了推算,并根据推算提出在倍增计划期间将缺乏毕业于理工科大学的科技人员17 万名,工业高中程度的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 员44万名。为此,日本实际上于5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这次改革实践着重对中等和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即把教育发展的重点放在各级技术人才的培养上。采取以下措施:
(一)中等教育改革
过去中等教育只偏重普通教育,而忽视职业教育。5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力引进技术,开展技术革新,对劳动力质量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且由于新兴产业的出现,使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广泛多样。因此,产业界迫切要求对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进行改革,培养与现代化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多方面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改革首先从数量上加强职业教育,把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学生数的比例由6: 4调整为5: 5。为此,1958一1959年,工业高中增招了10000名学生;1961一1967年,增招了85000名学生。其次,改革课程内容,强调职业教育的多样化,为此增设了一些急需而过去又没有开设的学科。通过改革,在整个60年代大约有700万高中毕业生到各产业部门去工作,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政策的实施作出了贡献。
(二)高等教育改革
1.改革高等教育结构
战后初期,高等教育结构是单一的,只有四年制大学。1962年起创设了招收初中毕业生的高等专门学校。高等专门学校在整个60年代培养了大量企业所需要的中等技术人员,据统计1965一1970年5年间就业于各部门的中级技术人员就有19万人之多。不仅如此,在50年代还开设了短期大学,这种学校具有规模小、学习年限较短、专业设置灵活等特点,能更好地为不断变化的地方社会经济服务。这两类高等职教机构打破了战前高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倾向,培养了一大批多规格的高等专门人才。
2.增设大学,增加招生名额,扩大办学规模
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文部省决定从1962年起,放宽大学设置标准,简化审批手续,使这一时期大学的数量有所增加,由245所增到382所。另外,许多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纷纷增设新的学部或学科,扩大招生名额,使学校规模越来越大。仅就学生数量超过万人的巨型私立大学来看,1966年为13所,但在1966一1970年的5年里就增加了一倍,达到26所,加上两所国立大学,共计28所。
3.重视理工教育,加速培养科技人才
日本高等教育在战后发展中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重文法轻理工。为使教育跟上经济的发展步伐,1953年8月日本政府就公布了“理科教育振兴法”,1957年日本政府又首次将理科教育政策和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根据计划预测到1962年约需理工科毕业生27500人,于是决定1957年起实施扩招理工科学生8000名的计划。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又预测在计划期间内约缺少170000名科技人员。据此,文部省决定自1961年起,在三至九年内每年增招理工科学生16000人,后又扩大为至1964年每年增招20000人。这一计划提前一年完成,理工科毕业生的比率上升为大学毕业生总数的30.5 % .1965年,理工科新生入学率为45 .3%,1970年增加至62 . 3%。
三、经济低速增长时期—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再次改革
由1973年10月第四次阿以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加之1971年以来美元不断贬值,日元大幅度升值,致使日本的出口受挫,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萧条。1974年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个负增长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结束了,日本开始进入调整和改造的低速增长时期。
面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迫使日本在70年代中期重新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是“科技立国”,即要把独创的科学技术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键所在。为此,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调整产业结构,由重化学工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化。第二,能源向多样化、省能化方向发展,加快石油替代能源的开发。降低能源消耗,增加石油储备。
基于“科技立国”战略的确立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向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今后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并以培养独创性、创新性的科技人才为方向。为此,70年代开始的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重点仍放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但改革的形式和内容与以往不同,对中等教育强调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和综合性,对高等教育强调灵活性、多样性和综合性。
(一)高中职业教育改革
为使高中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文部省在1973年成立了“职业教育改革委员会”,探索高中职业教育改革,于1977年1月发表了《关于改革高中职业教育问题》的咨询报告,修改了职业教育多样化的方针,突出了基础和基本知识的教育。要求各类高中的一年级都学习共同的普通基础课,到二、三年级再分专业,同时实施课程设置综合化,削减专业学科,使专业学科由1970年的50种减到34种,并将原来的314种课程改编为138种。所以,高中的职业教育由多样化、过细化,变得基础化、综合化。
(二)高等教育改革
这一时期对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心课题是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化,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研究的作用,为社会培养出数量多、质量好的人才。1976年,日本文部省制定并公布了《高等教育整顿规则》,提出实现高等教育结构的灵活性、多样性、综合性,将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心由数量的扩大转移到质量的提高上来。为此,改革原有的旧体制:
1.实行高等教育结构的灵活性、多样性。战后初期,高等教育结构是单一的,只有四年制大学。60年代,创立高等专门学校制度,正式承认短期大学的地位。为进一步实现高等教育结构灵活性和多样性,此时期最典型的是1976年在“各种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修学校。这类学校是以培养对职业和实际生活所必需的能力,或谋求提高教养程度为目的的,是一种进行继续教育的高等学校。1983年4月又成立了广播电视大学,以后又出现了夜大学、函授教育等。使高等教育结构向灵活性和多样性转变,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培养多种人才。
2.实现课程内容的综合化。随着日本国民经济向“知识密集型”转换步伐的加快,它要求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从头到尾地实际经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这种要求反映在大学的课程内容上,就是要实现大学学科专业结构的综合化。为此,日本各大学开始了学科专业结构综合化的改革。其典型代表是1973年以东京教育大学的搬迁为契机而建立的筑波大学。筑波大学的教育组织分为学群、学类和专攻领域,学生在学群所设的某一学类中学习。用学群、学类取代了日本大学传统的学部、学科,以利于有关学科和专业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是典型的综合化机构。筑波大学的发展思路,适应了70年代后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筑波大学成了英才云集之地,集中了日本近一半以上的科技人员,形成了高度现代化的教育、科研、生产一条龙体系,成了享誉全球的“智慧之城”。以筑波大学为先导,日本的高等教育在设置上有了很大变化,如1976年创设的长冈技术科学大学和风桥技术科学大学,它们的特点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对新技术有适应能力的技术指导者。另一种新型大学就是新建的兵库、上越、鸣门几所教育大学,它们是基于社会发展对教员素质的高要求而设置的专门教育机构。这些新型学校也都实行跨学科教学或综合性的教学。
四、经济向国际化发展时期 — 强调教育的国际化
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化浪潮席卷日本,而经济国际化尤其引人注目,表现在:第一,对外贸易的发展。战后日本以贸易作为立国之本,充分利用了战后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发展更快。到1993年度日本的进口总额达6103.71亿美元,仅次于德国和美国,1993年日本贸易顺差达1219.93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第二,企业国际化和对外直接投资。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的多数企业都已走向跨国公司发展阶段,少数企业已开始进入“全球化企业”阶段。日本企业活动的日益国际化、全球化,使它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提高和扩大。第三,金融的自由化与国际化。表现在日元国际化得到迅速发展,1985年日元超过英镑等老牌国际货币,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储备货币。
80年代中期以后也是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深化阶段,面对经济国际化的新特点,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实现教育的国际化。临时教育审议会在1985年6月的第一次咨询报告中提出,为了“迎接国际化时代,从国际化观点出发进行教育改革,乃是关系着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课题”。所谓教育国际化,就是把教育置于世界之中,把教育同整个国际社会联系起来,克服固步自封的观念,扩大教育的开放程度。从这一观点出发,教育的国际化首先要开展教育的国际交流,它包括两个方面,即教育思想、观点的交流和人员的交流。
在教育思想、观点交流方面,日本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发展国际学术交流。例如根据政府间的协定开展共同研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合作研究;据点大学方式的交流;积极举行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在人员交流方面主要是大学里专家学者的交流和留学生的交流。“为了适应国际化的时代,要提高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的教育研究水平,向世界开放”。80年代中期以后,大学聘用外籍教授的现象已比较普遍,并有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例如日本文部省制定的海外研究员派遣制度、招聘外国教师制度、招聘外国研究员制度、外国人特别研究制度。到90年代初,日本每年向海外派遣的大学科研人员约4000人左右,接收外国科研人员约2500人左右。在留学生交流方面,日本文部省于1984年6月发布了以“面向21世纪的留学生政策的发展”为题的报告,报告基于对21世纪的展望,提出了到21世纪初使留学生数量增加到10万人的目标。各大学按这一计划制定本校的留学生接纳计划。同时,日本还积极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1987年日本共派出5.7万名留学生。1989年以留学研究、学习技术为目的的出国的日本人达11.3万人左右。通过思想、观点和人员的交流,大大加速了日本教育国际化的进程。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在战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不断调整教育结构,充实教育内容,从而增强教育对经济结构变化的适应能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依靠教育培养人才,所以教育改革必须参照经济发展的需要,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各种变化。